来自 美味 2021-10-04 19:41 的文章

外卖平台就业“暗网”:160万骑手成了个体户却不

由于原本集中于单个雇主的管理职能分散到多个商业实体,骑手的劳动关系通过人工网络外包被彻底打破。甚至许多法院都无法确定骑手的雇主。
 
 
 
文字|财经记者范睿。
 
编辑|卢伟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外卖骑手,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庞大的群体可能就在就业平台编制的“暗网”中——当遇到劳动纠纷时,骑手往往会遇到劳动关系认定的困难。
 
在这个“暗网”里,外卖平台和A公司每天管理骑手,B公司和他们签订合作协议,C公司和D公司支付工资,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些公司盘根错节,将骑手紧紧捆绑在一起,却没有一家公司构成骑手的雇主,因此陷入了劳动关系难以认定的法律困境。
 
近日,北京志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志诚中心)发布了《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50多名具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的帮助下,志诚中心通过实地走访经销商现场、电话调研灵活用工平台、与相关行业专家深入交流等方式,历时三个月撰写了《报告》。这份长达57页、5万多字的报告,揭示了隐藏在外卖系统中的复杂的雇佣法律关系。
 
报告称,为降低平台用工成本,规避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和责任,平台不断演变骑手用工模式,甚至有160万骑手疑似登记为个体工商户,脱离了劳动法的保护。根据司法判决,外卖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率在1%以下。
 
9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司法审判服务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主管日常工作一级法官何荣表示,明确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型用工形式的劳动关系认定规则,统一引导和规范了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保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外卖骑手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新就业形式,他们与平台的劳动关系备受关注。
 
找不到雇主的骑手。
 
志诚中心主任童丽华表示,《报告》源于他们在2019年底接到的一起法律援助案件。在北京工作的外卖骑手邵在工作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近两年,他在北京、重庆多次起诉、应诉、上诉,仍无法确认劳动关系,因此无法获得工伤赔偿。
 
对于邵的遭遇,严立华直言:“这让律师几次感到绝望。”他们意识到,通过外卖平台的精心设计,并不能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而这些隐藏在外卖系统中的复杂法律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
 
佟丽华说,“这不是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这是一个涉及几十万、上百万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问题。”志诚中心决定投入更多精力,全面研究这起案件及其背后的相关问题。
 
为确认骑手与平台的法律关系,志诚中心公益律师陈星下载了蜂鸟众包APP。
 
陈星用手机号注册后,连同屏幕上的弹出框依次点击《服务合作协议》《蜂鸟众包隐私政策》《蜂鸟众包用户协议》,打开底部的《营业执照》尝试寻找用人单位。
 
奇怪的是,上述文件显示的法律主体不一样——页面下方的《营业执照》显示的是上海拉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饿了么);《服务合作协议》由江西注册的服务委托公司撰写。在蜂鸟众包隐私政策中,只出现了蜂鸟众包的字样。《蜂鸟众包用户协议》干脆什么都没提。相反,这是一个很长的主题信息。第一句是“蜂鸟众包平台经营者是指所有经营蜂鸟众包平台的法律主体”。
 
蜂鸟众包APP中的各种规则、协议、政策、通知没有一致的法律主体,难以确定雇主是谁。
 
就连经验丰富的陈星也感到不解。"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我不知道雇主是谁。"。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的第一步是确认劳动关系。由于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只能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因此确定用人单位并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劳动关系的确认至关重要。当被问及与谁签订劳动合同时,邵一脸茫然。他只知道自己在饿了么平台上送外卖,但日常管理他的站长说他来自Dias公司(外卖站点所属的公司)。至于劳动合同,他依稀记得三年前的一次晨会,大家站在路边匆匆签了份文件,却被站长当场带走。邵没有仔细阅读文件的内容,因为他急着发货。
 
邵的经历并不是孤立的。在他身边,很多骑手都不知道自己的劳动关系属于哪里。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外卖市场规模已达6646.2亿元,同比增长2965.6%。在这个十亿美元的市场中,活跃骑手的累计数量超过了1000万。
 
60万骑手实际上成为个体经营者。
 
志诚中心研究员徐淼介绍,为了全面掌握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的演变以及不同模式下骑手劳动权益保护的真实情况,他们在外卖平台(主要是美团和饿了么)上搜索了3277件与骑手确定劳动关系相关的司法裁判。在此基础上,研究了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五年多的1907份有效判决。其中,涉及美团、饿了么外卖平台的判决占90.14%(1719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派遣骑手的司法纠纷数量远超众包骑手:美国代表团919起,饿了么案件592起;然而,在众包骑手案例中,有115例来自美国代表团,59例来自饥饿骑手。
 
《报告》显示,随着外卖平台的快速扩张,骑手的就业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主要分为传统模式、众包模式和特送模式。
 
传统模式出现在外卖平台发展的初期。传统模式下有三种模式:餐厅直接雇佣外卖员配送,外卖平台直接雇佣骑手,外卖平台通过劳务派遣雇佣骑手。其中,劳务派遣用工是指外卖平台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公司派遣骑手到外卖平台,外卖平台、劳务派遣公司和骑手形成三方法律关系。徐淼指出,在这种劳动模式下,劳动法律关系与实际雇佣关系首次分离。
 
众包模式起源于各种外卖平台的激烈竞争。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各大平台开始引入“自由接单、多平台兼职”的众包模式。起初,外卖平台往往直接招募众包骑手。但很快,平台开始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将自己应该承担的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众包服务公司。
 
由于可以进一步降低人力管理成本,隔离用工的法律风险,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成为外卖平台常用的形式,即众包服务公司与众包骑手签订协议,通过第三方向骑手支付赔偿金,为众包骑手购买保险。徐淼告诉《财经》记者,他们从案例研究的结果中发现,“就外卖平台而言,通过这种‘法律隔离’的安排,更不可能确认与众包骑手存在劳动关系。”
 
几乎在众包模式出现的同时,外卖平台开始大规模调整传统模式下骑手的“准备”,联合配送商将传统模式转变为“表面外包,实质雇佣协同”的特殊配送模式。由于外卖平台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对下游经销商市场掌握着绝对的定价权,特殊配送模式逐渐开始变形,演变为网络外包和个体工商户模式。
 
以美团为例,2018年4月以后,美团将所有的直接用工模式(即美团直接雇佣骑手、美团通过劳务派遣雇佣骑手)都改为加盟或外包模式。这意味着,原本属于外卖平台“正规军”的所有特约骑手,都在各经销商的授权下,被带入了服务外包市场。从表面的法律关系来看,外卖平台不需要直接管理数千名骑手,只需要与全国数千名经销商打交道。
 
派遣骑手独家用工模式从直销转变为外包后,高风险、低收入的劳务外包市场自发演变为网络式外包模式。最终形成了外卖平台联合多家公司共同管理骑手的网络化外包模式。
 
个体工商户模式是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演变的最新体现。上游外卖平台和中游经销商剥离劳动力成本,将就业风险转移给下游个体工商户骑手。这种模式下,经销商与灵活就业平台合作,由灵活就业平台将特约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让特约骑手以此名义与灵活就业平台签订合同协议。“在我国劳动法的框架下,个体工商户由于自身的风险和自负盈亏,无法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徐淼指出,很多骑手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个体工商户。
 
徐淼介绍,他们实际调查发现,骑手被录用后,站长经常以支付工资、少缴税为由,要求他下载市面上一些灵活就业平台的app。APP一旦注册,意味着与灵活就业平台签订合同协议,授权灵活就业平台自动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不知不觉中,骑手已经脱离了劳动法的保护范围,直到上法庭败诉才意识到这一点。
 
徐淼告诉《财经》记者,根据他们的调查统计,有190多万个体户的经营范围包括外卖。“我们需要排除那些不是骑手的人,比如一些小餐馆的个体户也送外卖。”最后,据统计,约有160万外卖骑手可能注册为个体工商户。
 
《报告》指出,判决中出现了很多灵活就业平台,比如生活好、订工作、起薪、独立日等。可能正是这些平台将大量外卖骑手注册为个体企业。其中,生活平台上的个体户疑似骑手数量最高,达到81.4万人;注册地区处于集中分布状态,江苏省注册数量遥遥领先。
 
如何解决劳动关系认定难题?
 
《报告》指出,外卖平台用工模式不断演进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彻底摆脱高昂的人工成本,规避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和责任。
 
由于原本集中于单个雇主的管理职能分散到多个商业实体,骑手的劳动关系通过人工网络外包被彻底打破。这不仅导致骑手无法分辨雇主是谁,还大大增加了维权成本。甚至有些法院判决骑手败诉,因为很难确定雇主。正是通过这一操作,外卖平台和大量经销商不同程度地逃脱了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
 
《报告》显示,特殊配送模式下骑手劳动关系认定明显困难,平台与骑手劳动关系认定比例已从传统模式的100%降至45%-60%。如今,外卖平台由自营变为外包后,外卖员被认定与外卖平台存在劳动关系的概率从100%下降到0.32%,骑手被认定为个体工商户时,下降到0。同时,通过网络外包模式和个体工商户模式,经销商也将劳动关系识别率从81.62%降至46.89%和58.62%。
 
侵权案件中,原本由外卖平台承担的用人单位责任几乎全部转移给了分销商/众包服务公司,由平台自营模式和劳务派遣模式下的100%降至15%以下。
 
对于邵来说,他受伤已经两年多了,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却还是找不到一个应该承担用人单位法律责任的人。严立华指出,“以美团、饿了么为主的平台企业精心设计,巧妙推卸用工主体责任,导致至少百万外卖骑手面临邵一样的困境。”他指出,这种情况不仅侵犯了这些劳动者的权益,也破坏了中国的劳动就业法律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组组长常凯指出,外卖平台用工问题,归根结底是外卖员与平台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由谁来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平台经济的就业状况。
 
常凯指出,目前平台用工的特点不同于传统企业,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去劳动关系和个体工商户登记,让劳动者成为独立的小个体工商户。“这在世界上是一件荒谬的事情,但在我国许多地方却如此公开地这样做”;其次,雇主是无形的、分散的:劳动者找不到谁是雇主,造成平台经济没有劳动关系的假象。
 
如何解决外卖员等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如何以平台经济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近,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行动。
 
7月22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劳动权益指导意见》),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筑起“防护网”。《劳动权益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平台企业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9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召开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对美团、饿了么、滴滴等十家头部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以新的就业模式维护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
 
佟丽华建议尽快修改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以适应新的就业模式的发展。他还表示,要明确平台企业的用工主体责任。该平台是雇佣规则的制定者,并通过算法和数字化管理对骑手进行实质性控制。“平台也是平台用工的最大受益者,把所有用工主体责任推卸给他人是不合适的,权责不统一。”